历史给出财富真相答案
关羽的财神位是山西人赢来的
其实,从仅有的历史记载来看,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中是十分早慧的,但教育的缺失让这些经典的东西慢慢消融,再加上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,很少有人愿意为经商之道著书立说。于是,商人的经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互相模仿,看邻居或亲戚家这样赚钱,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地去干,不仅传播的内容有限,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。到了近代,这种商业文化的地域性传播,加上以家族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特点,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,为商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。
明代兴起的晋商就是很好的写照。“开中制”推行后,山西商人收粮贩盐,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,堪称是一个“白银帝国”。因为其信奉关羽,明清两代,关帝庙遍布全国,与晋商崛起不无关系。直到今天,大家几乎一提财神便知指的是关羽,但其实在之前很长的时间内,关羽只是山西人的财神而已,其他各省都供奉着自己的财神。
商帮文化以其血脉关系、内部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,撑起巨大的垄断势力网,成为商人的“保护伞”,但是一旦商帮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击,其他的商人也很难幸免。这是一条
用锁链串起来的救生衣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。
刀口舔蜜
几千年来,许多中国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“刀口舔蜜”的危险处境,只看别人表面风光,不知他人背后凄凉。手握财富的辉煌,让太多人前赴后继,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,既使
意识到,又有多少人能抵御那风光的旖旎诱惑。
福布斯“索命榜”
当今的福布斯富豪榜在民间还有一个谐称——“索命榜”,许多富豪宁愿给钱也不愿意上榜。因为富豪榜的威力已经显现,榜上有名后,过不了几年出事的人很多。抛去个人品性优劣不谈,至少从商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。
本期稿件中,我们盘点了中国几千年来12位顶级富豪,其中的多数最后不是被杀,就是在凄凉中死去,哪怕之前再如何辉煌。
财富过多,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会被视为“亢龙有悔”“不祥”,因为太让人羡慕嫉妒恨了,甚至连皇帝都想来分一杯羹。但又有多少人有范蠡那样的大智慧,一旦有了钱,就散了,然后再赚钱。看起来荒唐,其实却躲过了多少杀身之祸。
被《华尔街日报》列为世界级富翁的中国第一人是刘瑾,明代正德朝的一个宦官,他的所有财富均来自贪污,传说其受贿所得合为33万公斤黄金、805万公斤白银。而李自成打进北京后所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仅为白银20万公斤。另外一个被《华尔街日报》排进富豪榜的是和珅,点评只有一句: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。
这两个权臣的悲惨结局,归根结底还是对财富的贪婪,而且无比守财,最后只能变成过路财神,无福消受。
别离“皇帝”太近
和皇帝关系太近,赚钱会快,但可能“死”得也快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清朝初年,山西介休的范家是顺治帝扶植的八大皇商之首,曾在明末依附满人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,也曾因自愿承担部分费用为清廷运送军粮受到政治上的表彰,在经济上得到的实惠当然更大,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——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,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。范家极盛之时,整个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,行走政商两道,家产遍布南北各地。
可到了乾隆后期,四海安定,作为军粮运输商的范家利用价值已然耗尽,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。1782年,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限制出口,朝廷官员趁机催讨官铜,范家接连受到打击,由此欠下巨额债务。两年后,朝廷以欠款为由抄办范家,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。
如此的“皇商”“官商”的例子,历史上何止成千上万,著名的就有吕不韦、石崇、胡雪岩、张謇??就连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,也不过是一个败落官商的牺牲品而已。
“先用之,后弃之”,已经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。像江春那样,能讨皇帝一辈子开心、老年还能受皇帝接济的又有几个人呢?
中国古代富豪的特点就是大多与最高权力结缘,其财富来源或为官商所得,或为贪污所获,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、财富量之大在中外富豪中皆属罕见,但也正因为其与最高权力太过接近,风险也很大、败落速度也最快。古谚云“富不过三代”,恐怕就是这样的道理。
张謇:下海官员首创股份制企业 太贪心导致破产
张謇中状元的那年已42岁。自从1868年中秀才以来,26年间,他进出科场20多次,长时间的科考煎熬使得他中举后心情复杂。
老天可能真没给张謇太多做官的机会,中状元不久父亲病逝,张謇只能在家守孝三年。之后的局势,使得官员张謇“被下海”。事实证明,八股文培养出来的一介书生,其模仿创新能力也很强,张謇硬是从无到有创办了一个庞大的纺织帝国,兴盛时年利润达千万两白银之巨。
构建股份制企业雏形
1895年夏天,在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潮中,张謇提出:“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。”这年12月,张之洞委任张謇“总理通海一带商务”,并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纱厂。
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,给纺织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空间。纺织这种人力资源密集型的工业,正是中国的强项。
张謇把大生纱厂放在了天生港码头唐闸,通扬运河经此而过,离南通仅6公里。南通、海门和崇明当时盛产棉花,周边农户世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。20多年后的唐闸充分反映了张謇选址的睿智。在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上,中国很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,而“唐家闸”三个字却赫然在列。
张謇在工厂开机之前,就执笔《厂约》拟定章程,对个人职责、奖罚措施、利润分配方式等都做了具体规定。除《厂约》之外还有25个章程,规矩多达195条,这在当时可谓自办企业章程的最高水准。
纱厂的成功,除了天时地利人和,更离不开制度创新与眼光。
“一个人办一县事,要有一省的眼光;办一省事,要有一国之眼光;办一国事,要有世界的眼光。”张謇视野是十分开阔的,“股份制企业”这个现代名词,已经在张謇的手中玩得很转。
大生一厂建立第一年便赢利,大生二厂筹备时,便开始利用募集股权的形式筹集资金,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。“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”在商部注册,并且取得了“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”的专利权。1920~1921年,大生股票行情是上海报纸每日必登的重要新闻,大生股票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。
无愧于良心,满足不了贪心
实体经济最怕的就是经济危机,张謇也遇到了。
张謇的生意失败源自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,工厂连年亏损。放在今天可能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,但是当时的民国初年,一没有政府扶持,二没有金融机构支援,加上之前冒进的多元化经营,大生纱厂的资金链很快面临断裂,逼得张謇出国借钱。远水难解近渴,直到去世,张謇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意出现转机。
根据史料记载,张謇犯的商业错误,有些是现在看来很低级的,有些却也是现代人常犯的。
大生纱厂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,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,进入周转资金中,企业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。这样企业的利润自然会增加很多,大生纱厂却一向获利全分,即使在筹办期间,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分红。这导致相应的公积金、折旧等很低。长期以来,大生一厂、二厂公积金累计不过120万两白银。
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,企业的资金链会因此十分紧张,抗风险能力自然不提。但在股份制企业刚刚兴起的当时,整个商界的经验就是如此不足。
张謇的多元化和冒进,却也是现代商人常犯的错误。
“本小事大”、“急进务广”,张謇投资扩张过多,大生二厂、三厂、八厂都是在资本根基不稳固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;加上企业办社会的负担,大生纱厂被严重拖累。大生内部一些人看到通海垦牧公司有了厚利,纷纷组建盐垦公司,投资额在2 000万元以上。这些公司都是张謇在过问,张謇用人不当,急于求成,这些盐垦公司几乎都是失败的。
但张謇摸着良心,觉得自己对得起股东,自己为股东做牛做马30年,就是大生破产,也可以光荣结束了。大生一厂、二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,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。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,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。但股东永远不会知足,张謇不愧对良心,却满足不了股东的贪心。这也是多数上市公司永远的痛。
存好心,行好事,说好话,亲好人。
---清代歙县商人吴炳
点评:
张謇是个半路出家的商人,无心为之,却玩得很大。可能是实业救国心切,张謇在资金使用上十分冒进,成功后,却没能未雨绸缪。尚不知什么是经济危机的新生股份制企业,其脆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几无招架之力,实为一憾事。
伍秉鉴:大规模海外理财成千年来中国首富
“百年原是梦,卅载枉劳神。”这是清代大贪官和绅的绝命诗。如果清代首富伍秉鉴在晚年读到这首诗,想必也会有一番感慨。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商人,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被景仰,也因为对民族造成的损伤而被人唾弃,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。
在《华尔街日报》评选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,伍秉鉴是入选的中国人中唯一的商人,但巨额的财富拯救不了这位在帝国残阳中挣扎的老人。
帝国儒商:诚信、低调、谨慎
1757年,清朝实行闭关政策,广州成为唯一保留的通商口岸,“十三行”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“外贸特区”。“十三行”垄断了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,闭关之后的100年内,广东“十三行”上交的关税占到清朝总体的40%,清朝的海关被私人承包了。
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年代,“十三行”想不赚钱都难。1801年,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其父伍国莹一手创办的怡和行。作为“十三行”之一,怡和行出口的商品又有着过硬的质量。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,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。
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,伍秉鉴对其田产、房屋、店铺、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进行估值,共约2600万两白银(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亿元),在西方人眼里,他就是当时的世界首富。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,据说可与《红楼梦》中的大观园相媲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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